向坤：华尔街，我们还要忍你多久
若谓遍一切处，则至尊之体不立。
这里的a being与上文谈到的存在者之存在being（无定冠词）是有所区别的。唯其如此这般地理解存在与仁爱——以仁爱为大本大源也就是以存在为大本大源，生活儒学才是真正的儒学。
第三，这种判断不仅是存在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亦即不仅涉及事实上的有无（there is or isnt），而且包含道德上的是非（right or wrong）。上文也已谈到，才的意思是草木初生。于是生也就有了下一意义：（2）give birth to：生成、给出。通常的生活之活，则本来是一个动词，如上引孟子所说民非水火不生活之活，这大致与英文live对应。自2004年正式提出生活儒学 以来，经常遇到怎样将生活儒学的若干关键词语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发表有关文章时所需要的英文摘要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在某些英文刊物上发表、全文转载时怎样将整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的问题。
而对汉语生的翻译，则可以表达为give birth to。联系到存字的上一层含义同生共在，那么，存的本义即互相关爱，可以译为mutually care for。您觉得儒学可以给发轫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资源？郭：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问题很多，涉及处理各种关系的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家庭伦理、社群伦理、网络伦理、空间伦理等，甚至是全球伦理都亟待建设。
为仁由己，道德是内在性的。除为直接参政而抗争之外，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张：在中国大陆，您是较早研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早期研究熊十力先生，到后来的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您有着自己的解读，他们的思想中存在不少的差异，但您都视之为新儒家，您觉得他们思想的共同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当代新儒家的发展有什么新的动向，与现在大陆的儒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郭：最近的一百年中，新儒家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
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基本的家庭伦理破裂，不可能有文明的社会生活。
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既体现义务，也保护人权。但在我国历史上，受儒家思想影响，容隐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实现逐步得到改善。政治化的儒学我们不必一概否定，儒家与自由主义在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方面，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方面，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方面，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方面都有沟通的可能性。讲求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
文明冲突在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但文明对话才更重要。张：您一直说这些年对于体制内国学教育的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院长，您能否谈一谈武大国学院的比较独特的培养模式和教学成果？郭：我们本科生的生源主要来自全校各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本着对于国学的爱好，自愿报名，每年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报名，通过考核遴选出十五到二十名学生组成班级。《孟子与儒家的正义论》，《儒林》第三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道德自由是最高的自由，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
这是就治国的普遍、规范、效能与公平而言。就拿过去我们所说的五伦来看，其实提倡五伦之情在现在仍然有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学，被妖魔化、矮化了。从上面讲到的四个方面来看，首先，国人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常识，包括《四书》《老子》《庄子》等，不少研究生、大学生都感到陌生。
张：您曾经多次自我批评，说您自己以前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反传统的，坦承自己曾参加过评法批儒、评《水浒》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还比较左。我们邀请了文史哲三系的优秀教师和海内外知名专家来授课，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结合导师制和讨论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知识关怀。社会的管理者与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的政治资源可以对接的地方，我们传统所有而现代西方所无的优秀政治文化的观念、智慧、方略、制度架构、机制和民间土壤等，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创造性的转化。其实这是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了，不了解儒家亲亲伦理的意义。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合理的私利，强调民生问题。
《礼记》本身的篇目各有侧重，有的义理偏胜，有的重礼仪、名物、制度。在儒家看来，宇宙心灵和个体心灵可以浑化为一，所谓天是具有神性意义的天和义理的天，是价值之源。
儒家的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坚守政治的应然与正当性。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
传统社会的宗统与君统之间，神权与皇权之间，皇权与族权之间，道、学、政之间等，虽有联系、合一的一面，更有区分及相互制约的一面，是有张力的。最典型的是他们提出超越内在说，受到不少批评，认为超越和内在不可共存。
五伦之情，看似是私，其实是公德之基，绝不能废，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国公、检、法的有些实际部门与单位，习惯了过去的一些做法，过多关注办案效率，而忽略了保障公民亲属容隐权的重要性。林安梧提出儒学革命论，强调重视气论，重视客观面，回到船山学，多少受到大陆学者的影响。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反思，首先是自我反思。如何评论与评价这场争论？不是我们双方参与者王婆卖瓜，自我吹嘘，可以定下调子的，需俟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由客观的学者做出公正的评价。
（《学言》）[5] 请参见：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呜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尊重民意、察举，官守、言责与官员自律，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革命论等。
苏格拉底真的支持子告父吗？我们读出的意思与邓先生相反：苏格拉底很重视家庭伦理，并沒有把家庭伦理与法律对立起来，绝不赞同儿子控告父亲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互包含的。
[10] 关于儒、释、道与中国哲学，请参阅郭齐勇：《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虽然我们承认法律的本土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作现代转化，今天我们也把诚信等道德价值渗入经济法中，也仍然与传统伦理法有很大不同。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我们从广义上讲，钱穆、余英时师徒也属新儒家。
2007年12月，这两个单位给彭代表复函表示感谢，肯定关于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条文，建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建议，并说他们将在修改有关法律的过程中认真加以研究。第一方面，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与现代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
张：《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您每年有一个学期开设《礼记》会读课，带领博硕士生们读礼，已经坚持了十几年。邓先生研究《游叙弗伦篇》的结论：在这里，我们丝毫也不能看出苏格拉底对儿子控告父亲的罪行这一做法有任何‘非难之意，而是完全相反，对这件事本身是赞同甚至鼓励的，他明确表示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礼乐文化的重心不在惩人于事后，而是防范于未然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